我买了一只箱，几衣服，一帽，终于买了一双白的“回力”鞋。我妈也没说我。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，我妈忽然慷慨起来，无论我想买什么，她都不再嫌贵，痛痛快快地掏钱。

母亲呆呆的。

“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，没准儿。”

经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，我们都是逍遥派。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弟又非黑五类，因而不是敌人，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。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。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。何以解惭愧？惟有读列的书。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列经典，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，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。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，就知那书没有白读，惭愧少了些，添之以骄傲。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：一是引大段大段与自己观合拍的列的话；一是引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，考茨基、布哈林、杜林等人的话。

不过去队之前，我真正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“毒草”来读，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。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。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。通常是和仲伟、李卓、金涛，我们四个，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坝，小河很浅且速度很慢，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掏，可以摸到鲫鱼、黑鱼、小白鲢、泥鳅，有时还能抓到黄鳝。鱼都不大，主要为了玩。六八年秋夫，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涨之际，传开了一个消息，说是谁也别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，都得去队，连大学生和好的人也得去。“谁说的？”“多———新鲜！”“真的？蒙人是什么？”“孙！”这有让我失望，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钱，能买一双“回力”球鞋的——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，十块多钱一双，在当时算很贵。

“报名了？”母亲问我。

“给我钱吧，我去买队用的东西。”

我妈开始叹气，开始暗暗地落泪。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，或叹气般的表情。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，手里摇着箱钥匙，端详着那只箱作沉思状，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了，才更象要远门去的样。后来定了去延安。我妈一天说好几回“毕竟那是老区”泪少了些。我却盼着走，盼着“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”盼着“在那光明媚的早晨，列车奔向远方”…以后呢？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！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，总觉得有什么新鲜、妙的事向我走近了。

“都得去？”“不错，拍拍脑袋算一个。”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
“去哪儿？”

这就看谁功夫了。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，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，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。

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，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队也值得。我醉心于整理行装，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里，反复地码来码去。有机会我就对人说：“我要走了，队去，八成近不了。”

“都去哪儿？”“全中国，哪儿都去。”

“报了。”